李修文：让世界回到自己体验中

本文刊载于《作家文摘》第2446期7版

李修文

李修文，湖北荆门人，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小说集《浮草传》《闲花落》，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时尚先生盛典年度散文家奖、《小说选刊》年度作品大奖、当当年度影响力作家等多种奖励，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电视剧飞天奖，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近日，李修文散文新作《诗来见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修文忙碌之中接受了《作家文摘》报社的专访。

01

他们就活在我身上

记者：《诗来见我》无论是书名还是文体都给人新鲜、美妙的感觉。同时，对于熟知您的读者来说，对这部书的创作初衷及写作过程又充满了好奇：为什么它和您以前的作品都不一样？

李修文：其实这本书和我之前的写作仍是一致的，写它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说服自己的写作路径——中国古诗词源远流长，在每一个时代都见证和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但是渐渐地，它变成了课堂上的学问，可究其本质，它们终究是生命的学问，那些伟大的诗词，无不诞生在生命的要害处，它们其实是生命体验的舍利子，所以，我也决心像写下它们的那些诗人们一样，将自己的遭际和感受作为书写这本书的载体，说到底，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走过的道路今天照旧在我的脚下延伸，他们就活在我身上。

所谓“文章千古事”，这本书，写在疫情发生之初，武汉封城之后，除了振衣而起，力所能及地投入抗疫，我自己，乃至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于我而言，写这本书，就是对抗眼前灾情的工具和武器，写它，让我重新理解了历史上一次次降临的苦楚，也尽可能地去致力于重建一个和灾情平起平坐的自己，越往后写，就越觉得李白、杜甫、苏东坡就行走在我们身边，越是身陷今日困境，也许，我们越是需要往回走，去那些伟大诗人的笔下吸吮生命的元气。

02

长春和武汉都是出发之地

记者：您曾说能成为作家是武汉的创作环境影响了您。是什么样的创作环境，又是怎样地影响了您？您在长春《作家》杂志社也任过职，一个南，一个北，这两个地方的创作环境有何相同和不同？

李修文：就我个人刚刚开始写作时的武汉而言，那是一个有野趣、有生命力也有几分闲散之气的城市，身在其中，浓郁的生活气息会冲淡写作的焦虑，所以，它既让一个年轻作家饱含热情和好奇之心当着“作家”，又使一个写作者真切地捍卫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根本上，我还是觉得一个写作者的日常生活不要过于专业化。

我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长春的《作家》杂志社，这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经历，我的文学生涯实际上就是在长春得以开始的，宗仁发老师，熟悉的人都知道，他是当代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个绝不能被忽视的人物，我非常幸运，他是我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个领导，我在他身边建立了最初对于什么是好作品和好作家的基本认识。

长春和武汉，对于一个刚刚写作的人来说，都是出发之地，我都感受到了纯粹而富于趣味的文学生活，但是微妙的区别还是存在，比如语言，作为一个湖北人，在长春生活时，还是有一种失语之感：我所熟悉的语言，其实不太能够找到生活的实证，久而久之，的确造成了叙述的匮乏，因为语言的缺失，我的生活和我的写作无法有效地统一起来，所以，我还是离开长春返回了武汉。

03

写作是生命冲动

记者：您的文学创作以小说成名，为什么后来转去写散文？对这两种文体您是怎么看的？未来还会再回去写小说吗？

李修文：从事创作之初，我一直写小说，并且在小说里体会到了巨大的写作自由，然而也饱尝了写作之难——对于一个从古典传统里获益甚多的人来说，时代的疾速前进往往又是以古典美学、伦理的分崩离析为代价的，所以我必须承认，在漫长的时间里，作为写作者的我其实失语了，也就是说，当我试图在古典的维度上去认知我所见到的现实时，往往又感受到了古典的无力。渐渐地，我怀疑自己失去了小说写作的能力，转而去写剧本，本质上，就是用写剧本去谋生。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尤其是生活本身帮我挑拣出了此前完全在我生活范围之外的字词之后，写作的渴望又重新回到了自己身上，现在想来，不过是因为生活和写作重新交融在了一起：写作不仅仅是审美对象，而是作为货真价实的命运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生活也不仅仅是生活，它就是我获得写作动力的来源。很难想象，雪山，戈壁，喇嘛，黄河，祁连，骆驼刺，这些词汇会出现在写小说时的我笔下，但它们却变成了我写《山河袈裟》时的根本词汇，这就是个人遭际之于写作的作用：也许，我们非得要在对命运的创造中才能再一次创造自己的写作。

老实说，我其实从来没有关心过“散文”这个文体的标准，而是觉得，也许，你写到了哪里，“散文”就跟随着你来到了哪里，目前，似乎对散文有很多关于标准的争论，我觉得这些争论非常好，但是我们别忘了，任何一种传统的形成，其实都是颠覆与冒犯的结果，比如所谓的“真实性”，如果这个真实性指的是新闻意义的真实，那么，这个世界上存在那种绝对“真实性”的文本吗？而且，材料真实和美学真实如何区分？指鹿为马也好、颠倒黑白也罢，它们不也指向了创造的真实？于我而言，我是要写作，而不是为了“散文”或者“散文”的标准去写作，本质上，它是生命冲动，而不是为了某种文体的冲动，所以，其实我也重新开始了小说写作，原因是，现在，我的生命需要一种在虚构中诞生的自由，也可以说，看起来显得很自由的散文，目前反而并未能让我感受到相对彻底的书写自由。

记者：您的每部作品都有一个大气且诗意的标题，比如《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单篇的如《恨月亮》《赞美课》《不送》等，总之，每次看到您的散文题目，就会让人产生诗意的联想，这已经是一种规律了，就这方面请您谈谈。

李修文：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源于我的某种“复仇”心理，跟许多人一样，我的文学阅读是从诗歌开始的，但是我始终未能成为一个诗人，对这点我一直耿耿于怀，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当我开始写作，一个潜在的诗人，那些未能变成诗歌的具体感受，它们一直在场，我也非常愿意听命于它们的驱使，最起码，它们端正了我的语感，也在不断提醒着我写得更准确一点，毕竟，在所有的文体中，诗歌是最有可能将复杂处境化作凝练轻盈之力的文体。

04

命运的变化使然

记者：读您的作品，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大爱无疆。壮志豪情、悲天悯人等等这些词会峰回路转出现在脑海里，您身上的这种东西从何而来？家庭环境、社会教育还是阅读培养？

李修文：我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哪怕拙劣也在持续生长的作家，而持续生长的路径之一，就是不断使自己在生活里有重新做人的勇气和能力——年轻时，我也曾是一个先锋作家，但是很快，我觉得我的写作甚至都提供不出一个我在生活里遇见的人物，不是说一定如此，但即使我有这样的抱负也一样做不到，于是，我退回到古典叙事的立场中去，妄图写出一种近似于戏曲话本式的作品。

显然，身处于“当代”之中，每个人的感受都空前的复杂，可以说，每个人其实都已经是被“现代性”塑造之后的人了，非得要用一种古典叙事的外壳去包裹泥沙俱下的个人体验，显然也是自说自话，随即，我就有十多年时间写不出来东西了，直到从《山河袈裟》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我之所以去回顾自己的写作历程，是想说，包括70后一代作家在内，许多作家还在生长，他们的生活和美学正在一次次的击碎与重建之中，一代作家的真正面目其实还远远没有得到完整地呈现，这是匮乏，更是期待的来源。

你所说的这些特质，对我来说就是命运的变化使然：写不出小说之后，我去写了很多电视剧，拍出来的少，没拍出来的多，编剧生涯对我来说其实异常艰难，我不得不频频说服自己去承受那些付出了巨大心力却一无所获的结果，也许，还没开始心疼别人，我已经开始可怜自己了，然而，抬头一看，南来的，北往的，谁又不是如此，谁又不是在一场一场的徒劳当中渐渐安定，直至在画地为牢之处安营扎寨？如此，你就渐渐和他人有了性命上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也许，所谓对他人的同情心，反倒是在对自己的同情当中得以建立的。

05

不断地上路

记者：对目前散文的创作及未来发展您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李修文：如前所说，我其实对于散文的现状并没有那么了解，甚至，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散文家”，我就是在写作。在这个阶段，我的生活激发我选择了这种文体，但是，在有限的阅读中，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确提供出了不少优秀的“散文家”。比如李敬泽的《会饮记》，在我看来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书中的那个“他”，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被汪洋信息所代表的世界塑造后的那个“他”，这是一部以身作器，将自己作为方法、作为道路的作品，非常的“当代”，但是，我们看看李白、杜甫、苏东坡，哪一个不是在奔向自己的处境之路上又重新厘清和命名了这些处境？所以，它何尝不是在回应着我们的古典传统里最有力的部分？还有，周晓枫的散文我也特别喜欢，她就像是个矿工，穿行在一个个细碎场景之中，但是，她始终有能力在这些分裂的空间里重新拼凑出我们的肉身，乃至建起一座被新的材料构成的神庙，这座庙里既有猫和狗，更有那些被种种“现代性”遭遇所折磨的个人。

左起李修文、宁浩和李敬泽在对谈

所以，我期待着散文去重建这个时代的主体性，它不应当再像从前那样站立在各种文体的中间地带，而是应该去攫取，去抢夺，以使得我们的创作对我们的感受做出最准确的回答。

06

下一步有什么创作计划？

李修文：我在写一部小说集，与此同时还在写一部新的散文集。实际上，我的创作还有影视这一块，目前，我在跟宁浩导演一起，为他的电影新作修改最后的剧本，同时，我还需要为宁浩发起的“坏猴子七十二变电影计划”所签约的年轻导演们做些剧本策划的工作，之所以去做这些工作，还是不想自己的生活被过度文学化的生活所覆盖，另外，影视工作绝不是靠一人之力就能完成的，它们将迫使我不断出门上路，我以为，只要不断上路，我就既在“到世界上去”，也有让世界回到自己的体验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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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君，笔名筱筠、竹子、小暑，女。北京市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就读于辽宁文学院，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北京文学》《小说月刊》《红豆》《艺术评论》《海燕》等刊物。曾出版小说、散文合集《独自一人的夜晚》、散文随笔集《约会后的一声叹息》、长篇小说《民国时期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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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海波

审校：裴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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